第49章（2/4）

然我决不帮敌人，但也很少参加战斗。1905年，我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，跟布尔什维克一起干过。当时我还年轻，心头火热。陈年旧事我就不提了吧！伊里奇的死，就像刀扎在我的心窝上。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。我决不再提一个老字了！……我笨嘴拙舌，让讲得好的同志发言吧。只有一点我得强调一下，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一条路，永不变心。”

白发的老司机坚定地扬一扬脑袋。白眉毛下，一双眼睛凝视着大厅，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决定。

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，没有谁对这位矮矮的白发老人提出异议。表决的时候，也无人反对他入党。

波利托夫斯基再次离开桌边时，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。

所有在大厅里的人都明白，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眼前进行着。刚刚老司机站过的地方，又出现了阿尔焦姆健壮的身影。这个钳工不知该把两只大手放在哪儿，就使劲地捏着护耳帽。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，露出灰色的军便服，衣领上整齐地扣着两颗铜纽扣，使他显得服饰端正，像是在过重大的节日一样。阿尔焦姆把脸转回大厅，忽然发现一张熟悉的脸。是石匠的女儿加林娜，正坐在被服厂的女工们中间。她对着阿尔焦姆轻轻地微笑。这微笑有赞扬的意思，也有同意的意味，嘴角上还隐隐表露出一种难以言传的感情。

“阿尔焦姆，谈谈自己的经历吧！”党委书记西罗坚科对他说。

阿尔焦姆不大会在大会上发言，不知该从什么地方说起。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无法讲出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会。他心情过于激动，找不到该说的词语，始终开不了口。他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。他心里明白，自己正处在生活中重大的转折点上，他阿尔焦姆在走出自己关键的一步。平庸的生活将变得火热，变得更有意义。

“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儿女。”阿尔焦姆开始讲话了。

大厅里静悄悄的，六百个人认真地听着这位鹰鼻子、浓眉毛、眍眼睛的大个子工人讲话。

“我母亲在富人家当厨娘。父亲长什么样，我记不清楚了。他和母亲感情不好，他经常喝醉。我们是跟着母亲生活的。她辛辛苦苦地养大我们几个孩子。母亲天天起早摸黑，干活儿干得腰都累弯了，除去吃饭，每个月只能挣四个卢布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上过两年冬季的小学，会读会写。我九岁时，母亲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把我送到铁路工厂当学徒。三年里只管饭，不发工钱……老板是德国人，姓费斯特。他原来嫌我太小，不愿要我，不过看我长得结实，母亲又替我多报了两岁，这才把我收下。我在他那儿干了三年活儿。他不教给手艺，只叫我干家务，派我去买伏特加酒。他经常喝得烂醉如泥……叫我买煤，让我搬铁。老板娘也把我当佣人使唤，叫我倒屎盆、削土豆皮。他们时不时就踢我一脚，往往是没有原因的。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。老板经常醉醺醺地，老板娘看谁都不舒服，火气一上来就抽我两三个嘴巴子。我向外逃，跑到街上，可是能去哪儿呢？能向谁去诉苦呢？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，何况她那儿也没有我容身之地……在厂里处境也并不怎么好。老板的弟弟负责管理一切。这个畜牲就知道捉弄我来取乐。

铁匠炉在屋角，他指指那边的地上，然后对我说：‘去，把那边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。’我走过去伸手便拿。其实这玩意儿是刚从炉里夹出来锤打好的，看起来是乌黑的。一拿，手上的皮肉都被烫伤了。我疼得狂叫起来，他却笑得前仰后合。这种折磨人的方法，我实在受不了，就逃跑了，去找母亲，可她没有地方安置我，就又被迫把我送到德国人那里去了。她边走边哭。直到第三个年头，他才让我学一些钳工的活儿，但仍旧要抽我的耳光。我只好又逃跑了。这次跑到了旧康斯坦丁诺夫，去香肠作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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